日新三義——寫在普林斯頓大學日新讀書會開端之際

金琪然

這世上有幾種學，有所謂的舊學與新學之別，中學與西學的分野，文學和科學的界限；也有鄭樵所說的兩種學：一種妄學、一種妖學，前者務以欺人，後者務以欺天。這裡，我想談一點關於所謂“日新”之學的看法，也就是我們這一讀書會的由來。

“日新”二字，取自《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種起自先秦的“新”的理念，漢人導夫先路，而朱子繼以發闡，成爲一種關於“新”的精神——“作新民”，在今天，仍可謂是擲地有聲的呼喚。我無意就其中的政治哲學內涵進行闡發，但是願意援引《大學》來解釋一種可以稱之爲“日新”的理念。

“日新”的“新”，從來不是指新鮮，也不是指新奇。我們這個讀書會主要是以細讀上古三代及秦漢早期帝國的出土文獻爲主，這容易讓人覺得這個“新”是對所謂“前所未見”的新材料感到新奇的“新”，我們首先否認這樣獵奇的態度，因此和對物的收藏癖劃清界限。“日新”的“新”指向的首先是“新知”，以及其無限的開放性。

韓愈《答李翊書》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當然，對此徵引已經是和昌黎的宣言保持了距離。但是，作爲早期中國的研究者，我個人的閱讀以公元三世紀及之前的文本和話題爲核心，雖然我的閱讀旁涉正始玄學、唐宋經史、宋元版本目錄、清代考據學、以及現代思想史，我的眼光始終指向上古——對Modernity的觀察是因爲除此之外無法對Antiquity作以全面的理解。

閱讀早期上古的材料，作爲一位知識的門徒，我每每感到無盡的感動。這種感動存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經義；存乎“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功我罪我的良史；存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志；存乎“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的諸子。閱讀的那種感動，那種知識的重量，是對本身無知浮躁而矯飾的我最好的修正。讀到快意處，真會覺得，但叫人生幾何，六經伴我，聖賢在旁，優哉游哉，夫復何求？

可是，“知也有涯”。上古以降三千餘載，書歷數厄，存世寥寥。李零教授有一個傳世文獻的目錄，其中舉列先秦古書六十種，秦漢古書五十五種，共計一百一十五種，實際非常有限。我個人除了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方劑經典《傷寒論》、和數術經典《九章算術》這三部需要非常專門之學才能合理閱讀的書外，其餘所有上古傳世文獻我都讀過至少一遍。當然，書可以重溫，經典必須反復研讀，但是就我所說的浸淫於知識和閱讀的體驗來說，這是否意味著某種邊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出土文獻極大地擴展了早期閱讀的可能性。就現有發現而言，我們有商周刻辭甲骨二十餘萬片，甲骨綴合皓首窮經；商周有銘青銅器兩萬件左右，王年繫聯聚訟紛紜；以萬根記的戰國楚簡，超過一百萬根（件）的秦漢簡牘，當然還有帛書、玉石、骨簽、鏡銘，以及春秋以降無數的璽印、貨幣、有銘器物，秦漢碑刻及其拓本。就知識的邊界來說，上古的材料已經顯現了個人學者無法窮盡的材料廣度，使得早期中國的研究不但在深度上，且在廣度上完全能夠與中古和近古並駕齊驅甚至導夫先路——誠然，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知也無涯”。就閱讀而言，閱讀這些材料，使得我所說的那種對古典知識的感受走向了無限和永恆，足以供個人用一生去徜徉，而這一生的每日，都可閱讀“新”文，獲得“新”知，這便是“日新”之學的第一義。

而伴隨閱讀的日新，伴隨著“新”文和“新”知，作爲人的我們始終在挑戰前一版本之爲人的我們。通過閱讀，通過學問的長進，通過對事物更深的理解，通過對道德的追尋和自我修習，我們總是也總可以變成更好的我們；換言之，即是作新人，一個新的人，全新的、嶄新的人。作爲歷史學家，我們充分認識到歷史是如何塑造和定義此刻的，我們充分認識到歷史的負擔和枷鎖，當然這不排斥歷史之塑造的積極和非積極亦非消極的一般意義。但是，在對歷史的諦觀和對古典的閱讀中，在新知的獲得和新見的獲取中，我們也許有了一番日新的動力，至少就自身的存在而言，我們是日新的新人，告別那試圖定義自己的自身過去和歷史的負擔與枷鎖，而勇敢的成爲直立的、嶄新的、全新的新我——這也許回到了《大學》所引《康誥》“作新民”之義。這正是日新之第二義。

回到學術研究本身，回到《大學》湯之盤銘本身，上個世紀，郭沫若對此有一個頗爲有名的挑戰。根據羅振玉藏三勾兵，鼎堂認爲所謂湯之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實系以下殘文之誤讀：“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若鼎堂所說爲真，《大學》闡釋的“日新”之義或在瞬間土崩瓦解。這顯現了日新之學的第三義，亦即在上古三代研究中，一種新的學問。這種學問，可以追溯到兩漢古文經學，可以追溯到宋清兩代的金石學，可以追溯到近代的羅、王之學，也可以追溯到顧頡剛和傅斯年的疑古之學，雖然這四種學問發生於極爲不同的歷史語境，彼此存在重大的齟齬分歧。這種新的學問，挑戰著傳統形成的對古典的看法，其本質是基於有限證據的批判。批判是其關鍵，而有限是其前提。先說有限；以湯之盤銘爲例，鼎堂所說顯然只是一種構擬，他援引的例子是三勾兵，而這種類似“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舉列似乎未見於商周盤器。換言之，鼎堂的批判並非先天具有對其批判的免疫，而這種免疫也許並不是這種學問訴求的。此種新的學問，或者說今天已經成爲顯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指向的正是人文學的多義性。它提供了傳統之外的另一種或幾種，甚或無限種可能性，挑戰的是固有的機構性的、學者性的、單一而權威的聲音。而這種挑戰和批判，這種多義性正是人文學科的核心內涵——humanities天然是複數的，是多義的，任何希冀此種複數的坍縮和對多義的消減都是對humanities的驟然背離。因此，這種第三義的日新之學，是一種心存對自我警惕的全面批判，對人文和古典無限的可能性的大聲疾呼，絕非一種因爲佔據了前所未見的資料而裹足不前、故步自封的盲目無知的自大和自我崇拜。即便鼎堂說的完全正確，也不影響朱子以來基於起源遠更古老的誤讀而做出的關於“新”的精神的闡釋和發展。《大學》本身之義是一回事，《大學》基於的更古老的材料或誤讀是一回事，對《大學》本身的闡釋學和由此衍生的經義是另外一回事。換言之，這種“日新”的學問從來不應是對傳統或過去學問的斷然割裂，而是一種反思，一種對話，既是與古典的與聖人的對話，也是與歷代同樣認真反思和回應古典的先賢的對話。

因此，基於對“日新”三義的理解，我們這個閱讀早期出土文獻的讀書會以“日新”命名，而我也希望這種“日新”三義超越知識本身，成爲我們共享的，或者有限共享的一種“新”的精神（因爲它必須被批判）。當然，這是一份邀請，而絕非一份宣言；而這種邀請，我也希望是我在這個讀書會最後一次以中心化的聲音表達。這個讀書會沒有中心的聲音，沒有presentation，我們以句爲單位逐字細讀所選文本，既包括語文學的方法，也歡迎文學的、思想的、歷史的、比較的視角，十分期待諸位的高見。